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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記者橫行10余年:以負面信息敲詐 有人知假也給錢
    2018年09月22日 13:00  來源:澎湃新聞  宋體
    麻某雄在老家麻家塔鄉建的別墅還沒完全完工,他就被警方抓獲。本文圖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莊岸 圖
    麻某雄在老家麻家塔鄉建的別墅還沒完全完工,他就被警方抓獲。本文圖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莊岸 圖
    神木市遍布著許多煤礦及電廠等企業,不少假記者就盤踞在這里。
    神木市遍布著許多煤礦及電廠等企業,不少假記者就盤踞在這里。

      離開媒體行業近一年后,陳孝義最近又開始關注新聞,40多名真假記者因新聞敲詐被陜西榆林警方刑拘的消息,讓這位前新聞記者感到振奮,“圈子亂了十多年,該好好整治了”。

      曾從業近二十年的陳孝義說,從2000年開始,榆林和延安在短短幾年里,“冒”出了眾多“記者”在各行各業“拉贊助”,少則兩三千,多則數十萬,“到2007年前后,假記者已十分猖獗,在有些人眼里,記者甚至跟‘敲詐’劃上了等號。”

      榆林一家煤礦加工企業負責人介紹,他曾屢次遭到假記者騷擾,他們“拉贊助”通常是帶著負面信息來的,“在‘采訪’過程中提出以報紙征訂或廣告投放的方式進行贊助,但我們給了錢之后,基本上一張報紙也見不到。”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從當地媒體從業者了解到,活躍在陜北的假記者多是在本世紀初媒體行業的盈利模式轉向廣告營收時,由廣告業務員衍變而來。“他們手持自制的媒體工作證,哪里有負面新聞就去哪里搞‘營銷’,幾乎無孔不入。”

      一名業內人士稱,圍繞著負面新聞的“廣告營銷”,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一種奇怪的現象,許多“被營銷者”即便知道對方是假記者仍愿意給錢。這種“心甘情愿”的給予與庇護,讓活躍在陜北的假記者在十多年間逐漸形成了生態圈,“這種生態下的經營活動許多都涉嫌新聞敲詐”。

      9月5日,榆林市公安局公布一組數據稱,從8月1日起,已破獲真假記者敲詐勒索案142起,刑拘43人,涉案金額887萬余元。知情人士稱,目前針對假記者敲詐勒索案的調查仍在繼續,“數據還將更新”。

      假記者的別墅

      短短5年時間,麻某雄從一名打抱不平的網絡“大V”變成了社會“公害”。

      今年8月,他被榆林警方抓獲,涉嫌罪名是敲詐勒索。一名當地人士稱,很長一段時間,麻某雄一直對外宣稱自己是新聞工作者,他落網的消息傳出后,曾在當地激起一片叫好聲,“就如同他最初寫的文章在公號上發出時的效果一樣”。

      麻某雄被指曾在榆林的新聞界非常有名,其名聲在近幾年甚至超過了許多真記者。

      當地媒體從業者劉博曾在工作中與他結識,并對他印象深刻,“這個人性格有些怪異,朋友不多,穿著也十分樸素,肩上總是挎著一個綠色的軍用書包,上面印著一個紅色的五角星”。

      劉博說,麻某雄早年曾在成都上大學,畢業后也曾做過電商。大約從2013年開始,麻某雄轉行做起了自媒體,在微博上以“槍手”的身份幫人寫稿掙錢,“網民有訴求找到他之后,幫忙寫稿收費約400元,文章在公號上發布則另收2000元”。

      “麻某雄最初也做過一些‘正義’的事,幫助弱勢群體鳴不平。隨著他在微博中發布的‘負面信息’越來越多,影響力也逐漸擴大,不少被他曝光的企事業單位時常會花錢找他刪帖。”劉博說,嘗到甜頭之后,麻某雄開始披著“記者”的外衣,憑借負面信息兩頭收錢,“被敲詐的以煤礦企業為主,具體敲了多少筆,掙了多少錢沒有人知道,但他已在老家建了幢別墅。”

      在麻某雄的老家神木市麻家塔鄉,一棟白墻藍頂的別墅顯得十分扎眼。村民稱,這棟別墅便是麻某雄所建,但樓房剛要建成,他就被抓了,“他這些年不在村上待著,都知道他在外面掙了不少錢,但并不清楚具體干的啥,從8月開始,村上傳出他違法亂紀的消息。”

      神木市一家礦業公司負責人稱,麻某雄在當地很多煤礦都曾露過面,只要哪家礦上出了事,他一定會出現,“在被抓前一個月,他曾兩次到我們礦上來,因為我沒給錢,他便在自己的公號上推送了兩篇關于我們的‘負面報道’。”

      澎湃新聞注意到,麻某雄的微信朋友圈最后發布的兩條信息均指向同一家公司,所涉內容分別是“安全事故”及環境污染。

      前述礦業公司負責人稱,安全事故和環境污染是麻某雄針對煤礦的慣用伎倆,“一旦罪名查實,主管部門開出的罰單少則幾萬元多則數十萬,甚至還要承擔刑責。在此基礎上,許多被他盯上的煤礦都會選擇破財消災。”

      據榆林市公安局此前通報,麻某雄涉嫌敲詐勒索的案件共有23起,涉案金額80萬余元。知情人士稱,麻某雄敲詐勒索從不自己收錢,都是委托中間人進行的,“但他只是個例,這些年活躍在神木的假記者隊伍十分龐大,之前隨便一家酒店里都能找到三五名假記者,麻某雄被抓后,這些人全跑了。”

      以創收為名

      陜北假記者泛濫的情況其實早已不是秘密。

      早在2012年,中國青年報就曾刊發過一篇有關陜北假記者的調查報道,其中提到陜北新聞界另一名人白延林。報道稱,白延林自稱與央視某著名主持人相熟,并宣揚其所駕駛的奔馳車是某卸任國家領導人用過的,他的車牌號和手機號后5位數均為88888。在白延林從業經歷中,他的身份從《各界導報》和《各界》雜志記者部主任最終變為《中外新聞雜志社》首席記者。但在業內,他卻被稱為“徹頭徹尾的假記者”。

      9月20日,榆林市紀委監委發布消息稱,白延林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這則消息中點明了白延林的另一重身份——清澗縣高杰村鎮政府干部。

      早在白延林之前,從今年8月開始,榆林市已展開了一場針對新聞敲詐的整治行動,榆林市公安局在9月5日曾通報稱,已有43名真假記者因涉嫌敲詐勒索被抓,涉案金額887萬余元。《榆林日報》隨后刊文稱,“盤踞”在榆林十多年的“假記者”群體,正在遭受一場前所未有的“寒冬”。

      陜北的假記者群體,究竟因何而產生,又如何在當地“盤踞”十多年之久?曾在當地媒體從業近二十年的陳孝義稱,這與部分媒體把關不嚴存在很大關系,“很少有人以個人名義冒充記者,幾乎每一個假記者背后都有一家媒體。這些假記者大多曾是媒體的廣告業務員。”

      陳孝義回憶稱,上世紀末,陜北大部分報社的生存模式,還處于“以廠養報”的狀態,通過印廠和報紙的發行來盈利,“那時候記者數量很少,從未聽說哪里發生過新聞敲詐。”

      陳孝義說,2001年前后,受市場影響,許多報社的財務狀況捉襟見肘,為了生存,部分印廠甚至增加了生產紙箱的業務,“但大家最終發現,增加收入最有效的辦法還是廣告。隨之,許多報社臨時成立了廣告部。那段時期,幾乎所有的業務都是圍繞著創收來進行的。”

      “同事們開始攀比業務量,在大家心目中‘能拉來廣告才是好記者’的思想也逐漸產生了。”陳孝義說,到2003年前后,有報社為增加廣告業務量,開始將整部門或整欄目對外承包,他認為陜北的媒體圈后來之所以出現那么多假記者,“禍根就在這里”。

      陳孝義說,一個部門或欄目的承包費一年需要數十萬元,承包者因經營需要,招聘了大量廣告業務員,“這些人手持報社自制的工作證,外出跑業務時也自稱是某某報社的,別人就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是記者。長此以往,記者和廣告業務員便變得真假難辨。”

      “贊助費”與“護身符”

      延安市媒體從業者黃安也同意陳孝義的說法。他告訴澎湃新聞,部門承包的情況曾向陜北市場“輸送”了一批披著“記者”外衣的廣告業務員,這雖是陜北媒體行業出現混亂的源頭,但那時仍有報社及承包者規制,不至大亂。到2004年左右,陜北的媒體市場又有了新的變化,“這里有油田、煤礦,在很多人看來‘市場潛力巨大’,不少市級媒體想搶奪市場,又無權設站,便想出了‘以人代站’的辦法,委派一兩個人長期駐扎在陜北從事經營業務。”

      黃安說,“以人代站”的出現,讓很多廣告業務員能夠明目張膽地以“記者”自居,“因報社不在本地,管束不嚴,他們只要每年按時完成經營任務,就能一直以某報社‘記者’的名義在陜北待下去。真正的新聞敲詐便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出現,并愈演愈烈。”

      在黃安的記憶中,隨著“以人代站”模式的出現,陜北近十幾年來涌現出眾多假記者,“盡管有些媒體會指派報社內部的記者前往陜北‘駐站’,但也有一些媒體,更愿意另行聘請陜北當地人來從事經營活動。到2007年前后,這個門檻已經相當低了,只要有人介紹,在當地有人脈資源,便能順利與報社簽署協議,成為‘記者’。”

      “他們沒有工資,生存全靠廣告提成,那時候在延安‘以人代站’每人每年的任務是20萬元左右,榆林略高一些,大概30萬元。如果完不成任務,報社就會換人。但我在陜北這么多年,從未聽說過有誰完不成任務被換掉的。”黃安說,盡管這些媒體大部分是小報小刊,有的報社名字甚至從未聽過,但對于被假記者們盯上的企業,足以起到震懾的作用。

      黃安口中“被盯上的企業”是指一些違法違規經營,或者出現安全事故的企業,這些違規現象以證照不全和環境污染為主。

      榆林市府谷縣一家煤礦加工企業負責人劉茂告訴澎湃新聞,府谷縣共有大小煤礦70多個,其下游的加工企業更是多如牛毛,“多年來,只要誰家出了事故,短短兩三天,就會有數十名甚至上百名‘記者’蜂擁而至,他們來了什么也不說,就拿著相機到處拍,等企業負責人主動與他們接洽,之后,他們便會提出‘給贊助’的要求。”

      劉茂說,所謂的贊助通常包含報紙征訂和廣告投放兩種形式,報紙征訂的價格一般不會超過一萬元,廣告投放的金額則“不太好說”。企業為了息事寧人,大多都會同意他們的要求,但給了錢之后,到最后往往一張報紙也見不到,“‘贊助’只是個幌子,要錢才是真正目的”。

      在府谷縣新民鄉聚集著大大小小十七八個煤礦,其中一家煤礦負責人告訴澎湃新聞,這里幾乎每一家煤礦都曾給過“記者”贊助費,“不給不行,違規情況一旦被曝光,罰款的金額要遠遠高于‘贊助費’,甚至要承擔刑責,沒人愿意冒那個險,這些錢相當于買了個護身符”。

      “甘愿吃虧”怪相

      在多年與假記者的接觸中,許多企業也逐漸能夠分辨記者的真假,但在存續陜北十多年主要針對煤礦企業的新聞敲詐中,仍有不少苦主“甘愿吃虧”。上述煤礦負責人稱,“即便知道他們是假的,還是不敢惹,因為假的背后有真的。這里面有太多東西見不得光,說不清也道不明。”

      神木市一家鎂業公司負責人稱,許多被敲詐的企業最初也會要求查看假記者的證件,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道程序最終被省掉了,“都知道他們沒有記者證,但也知道他們有渠道將負面信息曝光,有人在這種事上吃過虧,所以到后來,連他們自制的工作證也不會再看了。”

      針對這一情況,黃安說,隨著假記者不斷滋生,陜北的媒體行業逐漸陷入混亂,“行業亂了,就沒法通過正規的套路去做業務。有些真記者看著假記者掙錢眼紅,礙于報社規定又無法像假記者一樣在外面大張旗鼓地實施新聞敲詐,最終便出現了真假記者相互配合的情況。但不管是真記者、假記者還是被敲詐的企業,在這些事情上都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事成之后,所有人都會把這事爛在肚子,這也是這一行業為禍多年卻始終相安無事的原因。”

      真記者參與新聞敲詐的情況,在警方公布的一組數據中也有所體現,據《中國青年報》9月10日報道,截至9月6日,陜西省公安機關為凈化輿論環境展開的敲詐勒索、謠言惑眾等行為專項整治中,共辦理案件60多起,其中榆林市32起,西安市14起,延安市6起,西咸新區2起,寶雞市、咸陽市、銅川市、漢中市、安康市及商洛市各1起;涉案金額968.16萬元,涉案人員96人;現已刑事拘留57人、批捕12人(持證記者6名)。

      黃安告訴澎湃新聞,此次被抓的真假記者中也有一些是像麻某雄一樣的自媒體從業者。他說,假記者群體在十多年的發展中,內部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從最初的廣告業務員發展到真假記者“合作共贏”,近幾年甚至有自媒體從業者參與進來,“不管是哪一類假記者,他們都具備公開發聲的渠道,這一點恰恰是被敲詐者的軟肋,他們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苦主們這種‘心甘情愿’的給予與庇護,最終成為新聞敲詐利益鏈條的最大支撐。”

      一名知情人士稱,榆林此次開展的輿論環境整治行動目前仍在持續,涉案的相關數據還將有所更新。但許多假記者被抓后,其所涉案件均存在取證難的問題,“被敲詐者心里也有鬼,就算警方找上門,作為‘受害者’很多人仍不愿承認被敲詐的事實。除了利益驅使外,這也是陜北的假記者這么多年來始終打而不絕的真正原因。”

      (為保護隱私,文中受訪人物均為化名)

    編輯:陳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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